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國史網首頁 - 加入收藏 - 網站地圖
 
重要新聞 | 影像記錄 |  教育指南
中國概況 | 人物長廊 | 大事年表
國史珍聞 | 圖說國史 | 國史辨析
專題研究 | 理論指導 | 政治史 | 經濟史 | 征文啟事 | 學 者
學術爭鳴 | 學科建設 | 文化史 | 國防史 | 地方史志 | 學 會
論點薈萃 | 人物研究 | 社會史 | 外交史 | 海外觀察 | 境 外
特別推薦 | 文 獻 | 統計資料
口述史料 | 圖 書 | 政府白皮書
檔案指南 | 期 刊 |  領導人著作
   您所在的位置:首頁 >> 學科建設 >> 學科建設理論
朱佳木:當代中國史研究的理論范疇與方法論
發布時間: 2020-04-23    作者:朱佳木    來源:廣東黨史與文獻研究 2020-04-23
  字體:(     ) 關閉窗口

  當代中國史研究的理論范疇,從本質上講,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理論范疇是一致的。比如其中都有歷史發展的動力、一般規律與特殊規律、目的性與客觀性、確定性與選擇性、必然性與偶然性、連續性與階段性、人民群眾的作用與杰出人物的作用,以及整體與局部、現象與本質、原因與結果等基本概念。只不過這些范疇拿到當代史研究中,會有一些內容和表述的變化。我過去在當代史的理論研究中,比較多地是講這一研究的屬性,以及當代史的分期、主線、主流和發展原因等等。這些概念,實際上都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范疇在當代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

  一、關于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屬性

  這個問題涉及當代史的概念和學科。中國歷史教學中的中國近現代史,在過去很長時間里是把現代史上限定在1919年,下限延伸到新中國成立之后。如果說這種界定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在新中國成立已經10年、20年、30年之后仍然這樣界定,問題就大了。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發展一般規律的學說,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標志是社會形態的演化。而1919年對于中國來說,只是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發生變化,即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變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但社會形態并沒有變,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形態發生變化,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事情。因此,把1919年作為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的分界線,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發展一般規律理論,也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理論范疇。應當把1949年作為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現代史的分界線,把1949年后的歷史稱為現代史,并把它與人們為避開中國近現代史原有概念而設立的當代中國史學科合并。至于再過若干年,現代史中是否需要分出一個獨立的當代史,是那個時候研究的問題,可以留待那時解決。

  當人們提出中國近現代史學科應當改革,把現代史獨立出來,設立中國現代史或當代中國史學科時,出現了另外一些不正確的看法和做法。比如,認為中共歷史與當代史大同小異,主張不必另外再設什么當代史學科;或者把當代史與現代史合并后,仍放在中國近現代史專業,作為其中一個部分。我認為這些看法和做法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發展特殊規律的理論,同樣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范疇。

  毫無疑問,中共歷史在當代中國史中具有核心地位,當代中國史研究絕對離不開黨史研究。黨史畢竟是當代史的一個部分,盡管這個部分在當代史中起著主導性的作用。黨史研究畢竟屬于專史性質,與作為通史的當代中國史研究之間在研究角度、范圍、重點上都有很大不同,即使在學科理論與方法上也有一定差別。因此,應當說當代中國史研究與黨史研究各有各的屬性,誰也代替不了誰?,F在有些當代中國史的著作與黨史著作之間存在內容近似的問題,并不表明當代中國史研究可有可無,而恰恰反映這兩門學科在各自學科建設上都存在需要進一步深化的問題。至于把當代史和現代史合并后仍放在近現代史專業中,這種做法就更不合適了。因為,這在客觀上會淡化新中國成立在中國歷史上的劃時代意義,混淆了兩種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

  另外,這里還有一個當代史、現代史與新中國史三者概念的聯系與區別的問題。應當說,當代史、現代史就是新中國的國史。但說到編研,則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國史編研與當代史、現代史編研的內涵、外延是一致的,但狹義國史編研專指對新中國歷史的宏觀性、整體性編研,一般不涉及地方史、部門史、行業史,除非這些歷史中的某些內容與國史全局有關。然而,當代史和現代史編研是包括地方史、部門史、行業史等各種專史的。目前出版的國史,無論叫什么名字,大多屬于狹義國史編研的范疇,即人們平時說的通史著作。

  有人認為,當代中國史距離現實太近,研究者、著史者容易受到現實利益和認識上的局限,難以客觀公正,所以,古人有“當代人不寫當代史”的說法。還有人認為,當代中國史由政府設立的機構編撰也是難以客觀公正的,所以,歐美一些國家的歷史都由歷史學家個人獨立編撰。對此,我的看法是:首先,古人所說的當代、前代是以帝王姓氏為標志的朝代來劃分的。在那種專制社會里,史家要寫當朝史,當然頗多忌諱,所以一般只有等到改朝換代后才寫前朝史。當代中國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制度,古人寫當朝史的那些忌諱已不存在,相反,人們迫切需要通過當代史編研了解歷史、總結經驗。而且,交通、通訊、印刷、信息技術的發達,使史料的收集、鑒別、傳遞、運用比起古代不知要便利多少倍,這就更為當代人寫當代史提供了現實可能性。其次,即使在古代,也并非完全不寫當代史,《史記》《三國志》《續資治通鑒長編》中,都有那時的當代史內容;每個朝代寫的實錄、起居注、國史、志書等等,也都是當代史,只不過有的是史書的半成品罷了。

  至于當代史究竟應當由政府機構還是史家個人編撰,這個問題不僅與社會制度有關,也涉及不同國家的文化傳統,并非史書能否客觀公正的決定因素。中國自古就有官修歷史的傳統,而且正是這一傳統,使中華文明在少數幾個古代文明中始終沒有中斷過。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國家和地區,也有一些至今仍由政府機構負責國史編撰。事實說明,只要尊重歷史,政府機構編撰的史書照樣可以客觀公正,反之,即使由學者個人編撰,照樣難以做到客觀公正。例如,由日本軍國主義思想、“臺獨”思想嚴重的學者獨立寫史,要做到客觀公正就很難。

  說到客觀公正,還有一個客觀公正的標準問題。在國家和階級存在的社會,不可能有超國家、超階級的客觀公正。比如,“述而不論”是修志的一條原則,但即便如此,站在不同國家和階級的立場上,對同一件事的記述,遣詞用字也會不同。例如,對“八一五”事件,站在中國立場上肯定會寫“日本宣布投降”或“抗日戰爭勝利”,而站在日本立場上往往會寫“終戰”或“戰敗”。再如,對解放戰爭中傅作義將軍打開北平城門這件事,站在共產黨和人民立場上肯定會寫“北平和平解放”,而站在國民黨反動派立場上肯定會寫“北平淪陷”或“落入共軍之手”。

  當代中國史作為史學的分支學科,不僅有一般史學所具備的意識形態屬性和突出的認識功能、社會功能等學科特點,而且由于它的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歷史,相對于當今世界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屬于“另類”的歷史,因此,其意識形態屬性勢必更強,社會功能也會更大。

  龔自珍說過:“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這在階級社會中是一個帶規律性的現象,是史學特有的意識形態屬性和社會功能所決定的。當年日本帝國主義為永久霸占中國東三省和臺灣,曾在教科書中把東北和臺灣歷史從中國歷史中剝離出去。今天“臺獨”分子要搞“臺獨”,也是采取先把臺灣史從中國史中剝離,再把沒有臺灣史的中國史放入世界史中的辦法。這種把歷史當做“滅人之國”工具的現象,在當代史研究領域顯得尤為突出。我們常說,“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他們“亡我”的策略之一,同樣是用散布歷史虛無主義的辦法,詆毀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以此動搖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的信心和認同。習近平總書記早在2013年就提醒:“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就是拿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來做文章,竭盡攻擊、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彼€指出:“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有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①]這些都說明對歷史特別是對國家史的解釋,在敵對勢力的斗爭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正因為當代史有這種特殊性質,所以“八九”風波之后,中央決定設立專事國史編研的當代中國研究所。黨的十八大之后,中共中央更是反復強調加強對黨史國史的教育。2019年7月,中央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又專門發文要求把學習黨史和新中國史與主題教育相結合。也正因為當代中國史有這種特殊性質,所以我曾提出:國史編研除了有資政、育人的社會功能之外,還有“護國”的功能;既然敵人要“滅我之國,必先毀其史”,我們也可以來一個反其道而行之,做到“衛己之國,必先護其史”。

  二、關于當代中國史的分期

  這個問題,涉及馬克思主義史學關于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階段性的范疇。學界對中國古代史、近代史與當代史的劃分,根據的都是社會形態的變遷來確定,而對每個歷史里不同時期的劃分,則往往根據帶有階段性特征的事件來確定。至于哪些事件帶有階段性特征,不同學者由于持有不同的史觀和不同的編研目的,站在不同的角度,擁有不同的學識,看法是會有所不同的。當代史至今只有70年,時間并不長,但學者為了便于自己研究和引導人們學習、認識歷史,同樣在進行分期或斷限工作,而且同樣存在不同的分期方法。其原因除了在史觀、研究目的、分析問題的角度和學識上存在差異之外,與這個歷史還在不斷成長發展,學者進行分期或斷限時所處的時間節點有先有后,也是不無關系的。

  從目前已有的上百部當代中國史著作看,分期或斷限的方法不下幾十種。這些不同的分期,大多是學術性的,應當在學術范圍里討論切磋。比如,我在2003年論述當代中國史分期時,曾主張分為五個時期:即從新中國成立到中共八大之前的7年,為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中共八大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為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時期,其中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兩個不成功的或失敗的探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中共十四大之前,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時期;中共十四大到中共十六大之前,為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時期;中共十六大之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發展的時期。中共十八大之后,我重新審視了這種分期,感到前四個時期的劃分方法仍然是站得住腳的,但對第五個時期的起點,卻產生了新的認識。原因在于,中共十六大之后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雖然具有標志性,但10年走下來,并沒有得到很好落實,所以歷史上未能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而中共十八大之后的幾年,無論是在社會的主要矛盾上,還是在治國方略上,都有很大變化,呈現出了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所以2015年我將第四、五兩個時期的分界線作了調整,把第五個階段的起點由中共十六大改為了中共十八大之后。

  不過,也要看到,在當代中國史分期方法上的不同意見中,不完全都是學術問題。有人打著歷史分期的幌子,實際表達的卻是反對或曲解社會主義的政治訴求。例如,有人說中國自1911年以后的歷史應以1978年為界,分為共和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還有人說,應當把1949年至1978年的歷史稱為現代史,把1978年以后的歷史稱為當代史。這兩種所謂分期方法,在政治上都把改革開放同社會主義制度相對立,在理論上都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不同社會形態歷史的本質和歷史發展連續性與階段性的范疇,因此都是不可取的。

  三、關于當代中國史發展的主線

  這個概念在一般史學研究中比較少見,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根據歷史發展的目的性與客觀性、確定性與選擇性、必然性與偶然性等理論范疇所創造出來的,旨在探尋歷史發展的規律,認清歷史發展的走勢。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的?!盵②]恩格斯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盵③]我在這里所說的當代中國史主線,就是在人的各種動機中,貫穿當代中國史迄今為止全部歷史的人民群眾的基本動機及其結果。

  當代中國史主線究竟有幾條,都是什么,在這個問題上,同樣存在各種不同看法。我的看法是,影響當代中國史發展結果的動機雖然有許多,但基本上是三個:即第一,堅持、建設和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第二,爭取早日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第三,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三個動機雖然互有聯系,但不能相互代替,因為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只用一個動機是解釋不通的。比如,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動機,就不能用堅持、建設和探索社會主義來解釋,否則就變成了為搞社會主義而提前進入社會主義。事實上,作出這一決策的動機是為了早日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再有,我們曾在邊境地區進行過幾次自衛反擊戰,這個動機也很難單純用堅持、建設和探索社會主義或爭取早日實現工業化、現代化來解釋,否則就可能產生為什么建設社會主義和工業化就要同周邊國家,特別是其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打仗的問題。事實上,作出這些決策的原因,是受到另一個動機的支配,即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上述三大動機及其結果就是貫穿當代中國史的三條主線。當代中國迄今為止發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幾乎都可以從這三條主線中找到答案。抓住了這三條主線,不僅可以認清當代中國史發展的主要脈絡,而且可以大致預測中國未來發展的基本趨勢和基本走向。

  四、關于當代中國史發展的主流

  這個問題實際是對歷史的價值判斷,在其他的分支史學研究中很少使用這個概念。當代中國史研究之所以使用這個概念,主要是因為遇到了如何看待“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種全局性長時段錯誤的問題。就是說,對出現嚴重錯誤的時期應當如何評價,是以正面評價為主,還是以負面評價為主。當代中國史學者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提出了歷史主流的概念。而這個概念,正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史學關于整體與局部、本質與現象和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與階段性等范疇而提出的。就是說,在評價一段歷史時,必須分清哪些是整體和本質,哪些是局部和現象,并要把不同階段聯系起來看。

  對當代史的評價,當代史學者的多數都是以正面為主。但說到對改革開放前那段歷史,由于其中存在“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曲折,不少人感到拿不準,或明或暗地認為應以負面評價為主,甚至有個別人認為應當全盤否定。為什么會發生這個問題呢?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把犯錯誤與犯錯誤的時期混淆了。改革開放前長達近30年,“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時期不足其中一半,而且這兩個錯誤也只是這兩個時段中的一部分內容,其中還有各項建設,以及這些建設盡管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擾,但仍然取得許多巨大成就的內容。例如,“大躍進”中的水利建設,“文化大革命”中的鐵路建設和航天事業。只要把包括這兩個犯錯誤時期的改革開放前30年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國防等各個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與這些錯誤放在一起加以比較,孰主孰次就會一目了然。

  對于如何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曾作過明確的論述: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他還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二十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盵④]這些論述清楚地回答了應當如何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問題。

  對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評價,不僅僅是學術問題,在有的情況下也是政治問題。事實說明,凡是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人,往往會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凡是懷疑和否定改革開放的人,也往往會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凡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成“新民主主義回歸”“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或者看成“資本主義復辟”的人,也必然會把這兩個時期的加以割裂和對立??梢?,如何看待改革開放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不僅決定了能否正確評價當代中國史的主流,也決定著能否全面理解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個學術性、政治性都很強的問題。

  五、關于當代中國史發展的原因

  歷史現象的原因和結果,是史學研究中普遍應用的范疇,只不過在馬克思主義史學中,這一范疇與社會基本矛盾、歷史運動的規律性、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與特殊規律、決定性與選擇性、人民群眾與個人作用等范疇,是相互聯系的。

  前面講到當代中國史的主流是成就,具體說,這些成就包括新中國用了不到30年時間,就在落后農業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了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用了不到50年,就使鋼產量由60萬噸攀升到1億噸,又用不到10年攀升到8億噸,占世界鋼產量一半;用了僅僅40年就使GDP由世界各國排名之外進入前10名,又用了10年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更是由不足50美元,僅用70年就達到了1萬美元。在短短70年里,新中國由農業社會進入到工業社會,又開始跨進信息化社會。這種時空跨越,超過了中國古代幾千年的變化,也經歷了西方發達國家近代三四百年的變化??梢哉f,這樣的變化速度,在人類歷史上還從沒有過。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即這種發展變化的原因何在?我們研究當代中國史,不能不分析這個問題。

  任何歷史發展的原因都不可能是單一的,何況當代中國史的成就如此之大、發展如此之快,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認為,最基本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新中國走了一條既不同于當代世界大多數國家所走的資本主義道路,也不完全相同于當年蘇聯和許多東歐國家所走的社會主義道路,而是從一開始就走了一條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尤其改革開放后,更走出了一條日益成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的優越性,說到底就在于領導人民建立了新中國的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繼續秉奉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向人類最美好社會共產主義前進的理想,并結合中國的國情和國際形勢的實際,堅持人民群眾是歷史前進動力的觀點,創造并自覺運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矛盾的學說,充分發揮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歷史能動性、主動性、選擇性、創造性,從而呈現了人類社會發展普遍規律與特殊規律的完美統一。

  現在國內外敵對勢力集中攻擊新中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制度,這從反面說明,它恰恰是新中國成功的主要原因,說明我們做對了。那些人之所以指責它違背“普世價值”,“不民主”“不合法”“專制”,因為是用資本主義國家政黨制度的尺子來衡量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馬克思主義告訴人們: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筑,特別是它的政治制度、政黨制度,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新中國之所以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制度而不實行多黨輪流執政,其根源就在于它的經濟基礎是以公有制為基礎、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而不是由多個大財團為主導的資本家所有制。在這個經濟基礎上,人民內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許有任何勢力破壞這種利益的一致性。過去,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是采用憲法序言敘述中國革命過程的形式加以體現的。中共在十八大后,進一步認識到,中共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優勢。因此,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根據實踐發展的需要,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寫進了憲法修正案總綱第一條??梢?,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不僅有理可據,也是有法可依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制度之所以最適合經濟后進國家追趕先進國家,關鍵在于這種制度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必要的政治內耗,最大限度地發動群眾、調動資源、集中力量,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加快建設效率,以此彌補自己的后進劣勢。特別是像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和民族眾多,歷史上長期存在封建割據、民族分裂、一盤散沙的國家,如果不實行這種制度,力量更不容易得到集中。中國共產黨在實行這種政治制度的同時,十分注意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并且重視處理黨和非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比如:創立并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注意發揮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盡可能擴大地方權力,發揮地方積極性;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民族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自治鄉。正是這些做法,更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制度在追趕先進國家的過程中,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和威力。

  當然,實行這種政治制度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確保中國共產黨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并確保自身不謀私利、不脫離群眾、不改變顏色。改革開放前,中共接二連三地搞黨內整風和政治運動,盡管其中有的存在簡單、粗暴、擴大化的錯誤,但目的正在于此。改革開放后,中共總結了經驗教訓,不再采取政治運動的形式,但整黨和各種主題的黨內集中教育一直沒有停止,目的也在于此。

  當代中國史成就大、發展快的原因,還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采取了一種與眾不同的經濟體制。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適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并相應進行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公有化改造。但由于缺少經驗、要求過急,致使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一統天下,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產經營的多樣性、靈活性和群眾的積極性。后來,雖然也提出來要統籌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實行以國家和集體經營、計劃生產、國家市場為主體,以個體經營、自由生產、自由市場為補充的體制,但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能很好做到,有的完全沒有做到。改革開放后,創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允許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不斷加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時,始終堅持把土地、礦藏等重要自然資源和金融、交通、通訊、能源等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牢牢掌握在國家和國有企業手中,堅持發揮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這種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一方面有利于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快速反映社會需求,有利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有利于彌補市場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局限性的不足,防止資本控制國民經濟的命脈和左右政策的制定,抵制國際經濟危機的沖擊,有利于保證公平競爭,維護市場秩序,促進共同富裕,保護生態環境,推動可持續發展。

  當前,探尋和總結當代中國史發展的原因,不僅是當代中國史學者的研究課題,也是理論界和實際工作者探討的問題;不僅受到發展中國家的重視,也引起許多發達國家學者的興趣,成為世界性的課題,有人甚至提出“中國模式”的概念。我認為,世界上不存在普世的發展模式,不贊成中國照搬別國經驗,也不贊成別國照搬中國經驗。如果說有一個“中國模式”,這個“模式”只能是社會主義制度中的一種模式。如果說這種“模式”具有普適的意義,這個意義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本國具體情況相結合。準確地說,“中國模式”應當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是當代中國史發展的根本原因,也是發展的基本經驗。

  六、關于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方法論

  關于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方法論,我認為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方法論也是基本一致的,都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統一體,是史學研究在這種歷史觀指導下形成的有關研究方法的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認為,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社會意識,歷史發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的結果,階級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歷史發展的直接動力。在這種歷史觀指導下,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方法論必然會主張:分析不同時期的理論和社會思潮的變化,要注意分析那個時期經濟、政治、文化、國際關系以及群眾生活的狀況;分析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變化,要注意分析那個時期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狀況;分析不同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要注意實事求是地進行階級分析等等。

  為了進一步說明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方法論的本質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這里再舉兩個具體例子。

  第一,關于為什么要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然而,新中國建立前夕和初期,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等都表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不可能馬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要先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過渡階段,少則10年,多則15年??墒?,新中國成立剛3年,毛澤東就提出要立即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并用10年到15年時間過渡完。這個變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改革開放后,有人認為是毛澤東有強烈的社會主義情結,想盡快實現社會主義;還有人認為毛澤東有民粹主義思想,想躍過工業化搞社會主義。我認為,這些看法既不符合毛澤東本人的思想實際,也違背了歷史變動最深刻根源在于經濟而不在于人的思想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

  還有一些看法,雖然作了一定的經濟分析,但并沒有能揭示出這一變化最直接的經濟原因。例如,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資本家的“五毒”行為激化了階級矛盾,促使新民主主義中的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被突出,導致了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再如,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恢復工作取得了超出預期的成效,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產值中超過了一半,國營工商業的產值和收入超過了私營工商業,農業合作化運動形勢迅猛,加入合作社的農戶超過了個體農戶,因此,具備了向社會主義提前過渡的條件,是水到渠成的結果。然而,這些分析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就是原本之所以決定先搞一段新民主主義的根據,是資金、物資、技術力量匱乏,需要利用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為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做準備工作。而當1952年決定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時,這種匱乏的情況并沒有因為階級矛盾的激化、經濟恢復時期任務的完成發生實質性的變化。這一點從“一五”建設開始后,資金、物資、技術力量的供求緊張狀況,也可以得到印證。

  那么,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分析這個問題,涉及當代中國史研究方法論中的一個重要觀點,即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終極的原因,“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⑤]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一個重要觀點。只要按照這個觀點分析就會看到,提前過渡的決定并不是毛澤東從自己主觀愿望出發提出的,而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中華民族當時遇到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在他頭腦中反映的結果。這個機遇就是斯大林通過中國出兵抗美援朝,改變了過去對中國黨半信半疑的態度,在中國政府考慮提前開展以重工業為重點的五年計劃建設并請求蘇聯給予援助時,答應從資源勘察到設備設計、制造,技術資料提供和派遣專家、培養留學者等各方面進行全面援助。如果當年蘇聯不答應援助,或者僅僅在某一方面援助,中國勢必仍然按照原有設想,進行以輕工業為重點的五年計劃經濟,并繼續實行新民主主義政策,為今后進行以重工業為重點的建設準備條件。然而,蘇聯既然答應了全面援助,中國在政策上就需要做出調整,以便適應這個變化,比如借鑒蘇聯工業化時期用過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把有限的資金、物資、技術力量集中起來使用。要這樣做,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就不能再實行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必須通過公私合營,將私營企業逐步改造為國營企業。這當然就不再是新民主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的政策了。所以,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最深刻的原因,是為了適應工業化的需要。當年制定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一化”是主題、“三改”是兩翼,也證明了這一點。

  第二,關于如何評價統購統銷政策?

  在新中國歷史上,糧棉油等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推而廣之,還有某些副食品的計劃供應,某些輕工業品的統一分配制度,實行過很長時間。這一政策在改革開放后受到不少人的詬病,比如有人認為中國“三農”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出現城鄉“二元結構”的原因,都緣于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因此這是錯誤的政策。對此究竟應當如何看,是當代中國史研究一個繞不開的問題。要弄清這個問題,就要運用當代中國史研究方法論中的一個重要觀點,即把歷史問題放到特定歷史條件下分析。這也就是列寧所說的:“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盵⑥]而這個觀點,正是來源于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關于一切歷史事物都是特定歷史環境產物的基本觀點。

  前面提到,當新中國決定抓住蘇聯答應全面援助以重工業為重點的“一五”建設時,中國資金、物資、技術力量匱乏的狀況并沒有緩解。相反,由于開展大規模工業化建設,這一矛盾顯得更加尖銳,其中最緊缺的物資就是農產品中的糧棉油。歷史上中國雖然是農業國,但農業生產條件并不好,單位面積產量一直不高,加之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商品糧率很低。在這種情況下,棉花、油料等經濟作物自然也不可能多,舊中國有時還要進口。194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2200億斤,畝產平均137斤,黃河以北還不到100斤,人均不過400斤。1953年,糧食總產量雖然提高到了3200億斤,但人口增加更快,三年累計比1949年多出3000多萬人。實行土改后,農民不用再向地主交租,本可以拿出更多的商品糧,但由于自己也要改善生活,還要多留儲備糧,所以除了繳公糧,能拿出交易的并不多。另外,過去的舊政權不管人民死活,新中國成立后,城鄉人民的吃飯問題,人民政府都要管。那時,約有1.5億從事經濟作物種植、從事漁業、牧業、鹽業、林業、受災和缺糧的農民,以及船工的口糧,需要政府返銷,約占總銷售量的三分之一。加上抗美援朝戰爭還沒結束,軍糧需求龐大。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展的,糧食供應怎么可能不緊張。

  搞工業就要建工廠,要招收工人,還要從國外進口設備。這勢必擴大城市人口,僅1953年一年就增加了600萬人,必須相應增加城市商品糧和各種副食品以及棉布、油料的供應。蘇聯答應援助,但設備不是無償援助,需要用出口礦產品、農產品來換。這些說到底,都離不開糧食。那時的糧食雖然基本上由國家經營,但由于實行新民主主義,允許小商小販在農村收購糧食,也允許私人經營糧店和糧食加工、食品加工。在糧食緊張時,他們自然會囤積糧食、哄抬糧價。為了保證工業化建設順利進行和物價基本穩定,當時在七八種應對辦法中選擇了統購統銷。這種辦法在征購數量和價格上,既考慮到國家的需要,也照顧到農民的利益,可以說是最佳選擇,也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原本設想統銷是暫時措施,但后來由于工業化建設規模不斷擴大,人民消費水平不斷提高,致使糧棉油乃至其他農副產品的供需矛盾持續尖銳,統銷政策不僅取消不了,而且品種不斷增加。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下決心大量進口糧食,減少征購,并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改變農村政策,推廣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雙層經營體制,大大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加上改革開放前持續不斷的農田基本建設,農業機械化和化肥生產能力不斷提高,使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產量大幅度增加,從而逐漸緩解了供需矛盾,使統購統銷政策于20世紀90年代初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

  在消費類輕工業品的供需方面也存在類似情況。工業化建設初期,職工隊伍不大,工資水平也不高,對消費品的需求還不很旺盛。但隨著工業化建設規模的擴大,情況發生很大變化。然而,那時無論在生產能力還是原材料上,主要保證的是重工業,輕工業在次要地位,消費品更在其次。比如,那時木材首先要滿足鐵路枕木、煤礦坑木的需要,剩下邊角料才分配給家具廠制作家具。鋼材也是首先保障設備制造用,每年只能撥出有限的鋼材分給自行車廠。這就造成人們的日常生活用品比如家具、自行車的供需緊張。解決問題的辦法無非三種,放開價格,隨行就市,實際上是誰錢多誰買;先來后到,賣完為止,實際上是誰有時間排隊誰買;發放票證,自報公議,實際上是誰需要誰買。三種辦法比較,顯然第三種相對公平?,F在有些人對此冷嘲熱諷,這是沒有把問題放到特定歷史條件下來看的緣故。當然,后來票證越發越多,而且持續時間過長,也有工作中失誤的原因,需要在當代中國史研究中總結教訓。但從總的方面說,應當把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初期在消費領域的抑制措施,放在為工業化打基礎這個大背景下來分析和評價。

  當代中國史研究在史學分支學科中是最年輕的學科之一,因此,它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相對滯后。但也要看到,與其他學科相比,當代中國史研究也有自己的優勢。比如,史料相對豐富,有開展口述史研究的有利條件,研究者往往是歷史的經歷者,學術上更容易具備中國特色,社會功能更容易得到發揮,等等。所以,只要有志者潛心研究,加強交流,夯實基礎,勇于創新,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經驗,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當代中國史研究的“三大體系”,是一定可以建立起來的。

 ?。ū疚倪x自《廣東黨史與文獻研究》2020年第1期,作者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

  --------------------------------------------------------------------------------

  [①]《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5頁。

  [④]《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2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7-798頁。

  [⑥]《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5頁。

    相關鏈接 - 當代中國研究所 - 中國社會科學院網 - 兩彈一星歷史研究 - 人民網 - 新華網 - 全國人大網 - 中國政府網 - 全國政協網 - 中國網  - 中國軍網 - 中央文獻研究室
    關于我們 - 聯系我們 - 版權聲明
    當代中國研究所 版權所有 備案序號:京ICP備06035331號
    地址:北京西城區地安門西大街旌勇里8號
    郵編:100009 電話:66572307 Email: [email protected]
    手机版电玩城捕鱼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