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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交會看兩岸的經貿關系(1957—1991年)
發布時間: 2020-04-26    作者:歐陽湘    來源:國史網 202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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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4月25日,第一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廣州舉行(以下簡稱廣交會),(此后,每年在廣州舉辦春、秋季兩次出口商品交易會(以下簡稱春交會和秋交會)。自2007年起改稱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參見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人民日報》2019年9月28日。)對推動中國外貿出口發揮了重要作用。實際上,廣交會也是大陸開展對臺經貿工作的平臺之一,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前,廣交會在兩岸經貿關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擬通過廣交會考察海峽兩岸的經貿關系(學術界相關研究上限大多至1979年。本文研究內容截至20世紀90年代初,一方面是考慮到臺灣當局1991年全面調整了其大陸政策,并解除臺商參加大陸商展的禁令。另一方面是因為海峽兩岸關系協會(簡稱“海協會”)和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鶗保┰?991年建立了聯系,兩岸經貿交流進入平穩發展的新階段。),以求教于方家。

  一、改革開放前通過廣交會開展對臺經貿工作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海峽兩岸處于軍事政治對峙狀態。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前,海峽兩岸的經貿往來主要是經香港的轉口貿易等方式進行。50年代中期后,大陸主要通過廣交會開展對臺經貿工作。

  (一)商展會與對臺經貿政策的形成

  20世紀50年代中期,大陸明確了開展對臺貿易以“配合和平解放臺灣工作”的方針。廣交會及其前身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以下簡稱商展會)(一般研究廣交會的歷史都從商展會說起,相當多的人誤將商展會當作“第一屆交易會”,特別是在廣交會創辦之初。即便是外貿部出口局副局長兼廣交會副主任委員舒自清在1957年11月第二屆廣交會上的工作報告也說:“這樣的交易會,我們已經開了三次”。而打印稿上的手寫注解說:“含56年秋的展覽會才有三次,以交易會名義開的只有兩次”。參見中國出口商品陳列館:《交易會閉幕工作報告(1957年11月29日)》,廣東省檔案館:304-1-09。),就是大陸貫徹對臺灣貿易方針的主要平臺。

  1956年6月,外貿部在廣州召集的“對港澳貿易座談會”明確了開展對臺灣貿易的方針:通過港澳發展同臺灣貿易,以“配合和平解放臺灣工作”。在工作上,需要繼續改進和采取必要措施,對臺灣應積極利用有關系的港澳廠商打開貿易關系。會議認為,“對臺灣貿易應作為政治任務”,此項任務“以港澳機構為主”,在廣州特派員領導下立即研究進行。會議還要求,對臺灣貿易工作,“要在當年作出成績”。(中國食品出口公司:《對港澳貿易座談會總結(1956年6月5日)》,廣東省檔案館:325-1-335。)

  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經周恩來總理同意,國務院批準外貿部和廣東省在廣州舉辦商展會。此次商展會的任務之一是“在展出期間并尋找機會與臺灣建立和擴大一些貿易關系,以配合和平解放臺灣工作的開展”。(《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籌備工作規劃(1956年)》,廣東省檔案館:304-1-9。)

  在商展會的籌備過程中,一些臺灣商人希望到展覽會上看一看,并與華潤公司做生意。華潤公司認為這是開展統戰工作的一個好機會。在調研后,1956年11月,華潤公司向外貿部提交了《對臺灣貿易方案》,并附上《臺灣經濟貿易概況》和《香港經營臺灣生意的商號名單》,建議“利用港澳,開展對臺灣貿易”,認為這是“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的一個組成部分”。但由于過去我們與臺灣方面聯系不廣,加上臺灣當局的軍事封鎖、郵件檢查等,給我們對臺工作增加很大困難;建議采用“先買后賣”“多買少賣”“只買不賣”,或轉到別的地區“此買彼賣”等做法,以沖破臺灣當局的限制。在此基礎上,外貿部提出了開展對臺貿易的方針:“通過貿易配合和平解放臺灣的任務。在貿易上爭取同臺灣方面人士、特別是同臺灣實力派人士建立聯系,以減少對立情緒,增加了解”?!澳壳拔覀儗ε_灣的直接貿易還不可能,主要是通過香港,以間接或直接的方式同在香港的臺灣辦莊(辦莊,香港經營進出口業務商號中的一種。多以經營某一線或某一國家或地區的進出口貿易為主。辦莊一般是華商經營的,其中有些是由海外華僑來港開設的,在海外多設有分公司或聯號。參見毓朗:《臺港澳經濟貿易辭典》,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頁。)和其他臺灣商人進行業務聯系”,“通過和他們的聯系逐步地同臺灣方面的有力人士掛鉤”。(吳學先:《紅色華潤》,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81—283頁。)

  1957年4月,鑒于商展會取得了顯著成效,外貿部決定舉辦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后每年分春、秋兩季在廣州舉辦,其主要任務之一即是以廣交會為平臺,通過香港開展對臺灣的轉口貿易。通過香港商人將我出口商品轉銷臺灣,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有一定意義。(對外貿易部:《對外貿易一些具體政策問題(1960年3月17日)》,廣東省檔案館:324-1-84。)

  (二)在僑商中開展對臺工作

  從20世紀60年代末特別是70年代初開始,廣交會除繼續通過港澳華商間接開展對臺貿易之外,還通過旅居日本、美國等地的華僑華人開展對臺工作。

  廣交會在1978年前并未直接邀請臺商與會,但這并不意味著廣交會與臺商無緣,因為臺商與港澳華商、海外僑商聯系緊密,甚至聯號經營。臺商可以通過港澳或海外關聯企業,與大陸進行間接貿易,甚至以僑商身份參加廣交會。例如,1970年春交會,日本有34名旅日華僑申請參加,日本法務省“正式決定對希望去中國本土參加春季廣州交易會的三十四名旅日華僑中的二十一人,許可重新入境”?!氨慌鷾实亩粋€人當中,有三分之二是一般許可永久住在日本的,其余三分之一是臺灣出身的,但都是戰前就一直住在這里的”。(《日當局批準部分旅日華僑回國參加廣交會》,《參考消息》1970年3月9日。)

  20世紀70年代初,隨著中美關系趨向緩和、中日兩國實現邦交正?;?,旅居日本、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臺灣省籍華僑華人回國參加廣交會的情況更為普遍。據《人民日報》報道,1973年10月,“不少旅居國外的臺灣省同胞參加了這一屆交易會。他們親眼看到社會主義祖國日新月異,蓬勃興旺,都非常感動。祖國親人對他們熱烈歡迎和親切接待,他們體會到這是祖國人民對臺灣省同胞寄予的深切關懷。不少人表示,愿同全國人民一起為解放臺灣、統一祖國的偉大事業而共同努力”。(《大好的形勢 盛大的聚會——記一九七三年秋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人民日報》1973年11月16日。)

  廣交會在僑商中開展對臺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1974年10月,“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舉行宴會”,“招待前來廣州參加一九七四年秋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的臺灣省籍同胞和旅日華僑代表”?!皯麉⒓友鐣呐_灣省籍同胞和旅日華僑代表有:東京華僑總會副會長黃文欽、臺灣省民會理事陳輝川、大阪華僑聯合會會長張廖富源、神戶華僑聯誼會副會長楊勝美、神戶勝利進出口公司經理林添地,及來自橫濱、愛知縣、千葉縣、廣島、鹿兒島等地的臺灣省籍同胞和旅日華僑代表,共三十多人?!保ā吨袊隹谏唐方灰讜e行宴會 招待臺灣省籍同胞和旅日華僑代表》,《人民日報》1974年10月23日。)

  自此,歷屆廣交會都舉辦宴會,招待臺灣省籍同胞和旅日華僑代表。1975年4月20日,“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舉行招待會”,“招待前來參加一九七五年春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的臺灣省籍同胞和旅日華僑代表”。參加招待會的有:“東京華僑總會副會長博仁、大阪華僑聯合會會長張廖富源以及來自日本神戶、橫濱、鹿兒島、四國、札幌、愛知、群馬等地的臺灣省籍同胞和旅日華僑代表四十多人”。(《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舉行招待會 招待參加交易會的臺灣省籍同胞和旅日華僑代表》,《人民日報》1975年4月22日。)出席1975年秋交會招待會的有:“東京華僑總會副會長博仁,臺灣省民會理事陳輝川、黃業乾,大阪華僑聯合會副會長李義安,神戶華僑聯誼會副會長楊勝美、楊和坤,長崎華僑聯誼會副會長俞云澄,北海道札幌華僑總會會長李學士、副會長曲學禮,鹿兒島華僑總會會長陳禧官,愛知華僑聯合會副會長張廖富南、丁秀山,廣島華僑總會副會長張華南,以及臺灣同胞林添池等共四十多人”。(《廣交會舉行招待會 招待旅日臺灣省同胞和旅日華僑代表》,《人民日報》1975年10月23日。)

  后來,類似招待會的參會人員擴大為旅日旅美臺灣同胞和旅日華僑代表。(《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舉行宴會 招待旅日旅美臺灣同胞和旅日華僑代表》,《人民日報》1977年10月23日。)1978年4月,應邀參加招待會的臺灣同胞表示,很高興地看到“保護華僑的正當權利和利益,被寫進了新憲法”,他們“決心要和祖國人民一起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四個現代化的強國共同奮斗,為早日解放臺灣、統一祖國貢獻一切力量”。(《廣交會宴請旅日旅美臺灣同胞華僑代表》,《人民日報》1978年4月23日。)招待會為臺灣省籍華僑華人提供了與祖國大陸進行貿易洽談的機會,更為重要的是招待會成為臺灣同胞和海外僑胞表達訴求、了解情況的溝通渠道。

  二、改革開放后通過廣交會開展對臺經貿工作

  改革開放后,大陸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下發展對臺經貿工作。廣交會是兩岸經貿聯系的主要平臺,特別是在1991年臺灣當局調整其大陸政策之前更是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廣交會的早期實踐

  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的起點,也是兩岸經貿關系的轉折點。

  1.廣交會貿易平臺的形成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指出:“臺灣和祖國大陸,在經濟上本來是一個整體。這些年來,經濟聯系不幸中斷?,F在,祖國的建設正在蓬勃發展,我們也希望臺灣的經濟日趨繁榮。我們相互之間完全應當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這是相互的需要,對任何一方都有利而無害?!保ā吨腥A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人民日報》1979年1月1日。)同年3月,外貿部決定“由廣交會通過有關方面第一次向臺灣地區罐頭、食品、機械、五金礦產等行業有關商家直接發出邀請”。5月8日,外貿部下發的《關于開展對臺灣貿易的暫行規定》指出:“對臺灣貿易是臺灣回歸祖國過渡期間一種特殊形式的貿易,廣交會可邀請臺商參加;在辦理入出境手續和行李物品驗放等方面從寬掌握。從此,廣交會逐漸成為祖國大陸與臺灣貿易的一個重要平臺”。(《廣東省志(1979—2000)》第33冊,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572頁。)

  與此同時,開展對臺貿易的相關政策也日趨完善。1980年6月,商業部制定了《關于購買臺灣產品的補充規定》,其中明確規定:“凡持有臺灣產地證明的貨品,其進口視同國內貿易,免征關稅;凡需進口的日用品而臺灣有能力制造的,原則上要向臺灣購買;凡臺灣商人購買大陸貨品,不但優先供應,并有八折以下的優惠”。(張春英等:《對臺經濟貿易政策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7頁。)8月,外貿部制定了《關于對臺灣貿易管理試行辦法》,規定:出口業務,“廣州交易會上,由各交易團組織聯合成交”;進口業務“,廣州交易會上,由各交易團組織聯合訂購”。(薛軍等:《當代中國商業法制》,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0年版,第334、335頁。)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提出了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后來被稱為‘葉九條’)方針政策”,其中包括“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游以及開展學術、文化、體育交流”的主張。(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葉劍英在推動新時期偉大歷史轉折中的貢獻》,《人民日報》2007年4月28日。)同年秋交會開幕前夕,外貿部部長鄭拓彬就如何進一步促進大陸和臺灣的貿易發展提出四點建議:一是“歡迎臺灣工商界同胞來大陸參觀考察、洽談生意、參加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舉辦商品展銷會、設立公司代表機構。我各進出口公司愿意派代表前往臺灣,同臺灣工商界同胞洽談貿易。如果臺灣工商界同胞愿在海外與我洽談貿易,我駐外貿易機構、公司代表準備隨時接待”。二是“本著互通有無和調劑余缺的精神進行物資交流。對臺灣需要的祖國大陸產品,如:煤炭、石油、中藥材等,我們愿以優惠價格安排供應。對臺灣能夠供應而我又有需要的產品,我將以積極的態度洽購”。三是“對直接輸入大陸的臺灣產品,在辦理各種手續上,我將給予方便”。四是“我們熱烈歡迎臺灣經濟部官員同我外貿部有關官員進行會晤,商討大陸與臺灣通商事宜。會晤時間地點可共同商定”。(《促進大陸和臺灣通商貿易進一步發展》,《人民日報》1981年10月7日。)

  1987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經貿部《關于集中管理對臺灣省貿易的暫行辦法》,明確規定:“對臺灣省貿易(以下簡稱對臺貿易)是對臺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下,由經貿部負責全面集中管理對臺貿易工作。具體業務由經貿部對臺灣貿易辦公室辦理”?!霸趶V州交易會上洽談對臺貿易,亦按本辦法制定的原則進行。洽談項目須報大會業務辦公室核準”。成交后按規定辦理審批手續。(《工商行政管理 經濟監督檢查文件匯編(1987年)》,北京:工商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241頁。)

  2.臺灣當局政策與社會輿論的變化

  盡管臺灣當局頑固堅持“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但臺灣各界民眾強烈要求與大陸交往交流的呼聲不斷。例如,1979年春,廣交會首次對臺商直接發出邀請,45名臺商從泰國轉機香港,來到廣州參加廣交會。不過,這些客商的情況都被臺灣“警備司令部”掌握,回去后都被叫去“問話”?!鞍串敃r臺灣的規定,是要判刑的。但歷史潮流無法阻擋。問完話,全部客商又被放走”。(喻季欣:《逐夢世界——廣交會啟示錄》,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頁。)這是一個微妙的變化。此后數年間,盡管幾乎沒有臺商直接到會,前來參加廣交會的仍是少數在美國、日本、新加坡、歐洲等國家和地區及在香港定居、經商的臺灣同胞和代理人,或者從第三地臨時繞道來會。但從統計數據看(詳見下表),兩岸間接貿易有了較大發展,特別是經香港轉口的貿易額增長迅速。

  資料來源:李非:《臺灣經濟發展通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28頁。

  與此相應,臺灣當局的大陸政策和社會輿論也有了變化。在1981年春交會上,參加廣交會的港澳商人就反映臺灣“外貿部門”相關人士說:大陸貨去臺灣,臺灣貨進大陸,是無法制止的?!案念^換面進行轉口貿易如何能禁止呢!”從香港去臺灣的人,只要你矢口否認到過大陸,只要沒有被抓到證據,一般還是容易批準入臺的。據觀察,“目前臺灣對大陸商品進入臺灣市場的條件已經放寬”,對包裝上印有大陸商標及廠名的商品,“也采取了只眼開,只眼閉的態度”,使其進入臺灣市場?!白罱_灣報紙刊登廣州生產的中成藥的廣告,就是一例”。(《港澳商人對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反映》,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辦公室:《秋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情況反映》第4期,1981年10月22日。)

  1984年,臺灣放寬經港澳轉口輸入大陸產品的限制,實際上等于允許民間經由轉口形式與大陸進行貿易。1985年7月,“臺灣當局宣布兩岸貿易三原則:(1)不得與大陸官方直接貿易;(2)臺商不得與大陸官方機構或人員接觸;(3)臺灣當局對于轉口貿易的基本立場不予干涉”。(單玉麗:《臺灣經濟60年》,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頁。)至此,臺灣當局的大陸經貿政策,由“排斥往來”階段進入了“默許往來”階段。

  (二)臺商參加廣交會

  改革開放的發展帶動了兩岸間接貿易的發展,并迫使臺灣當局調整政策,為臺商直接參加廣交會創造了條件。

  1.臺灣當局開放探親與臺商參加廣交會

  1987年夏末秋交會籌辦之際,“迫于民眾強烈要求開放海峽兩岸返鄉探親的壓力,臺灣當局已就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一事擬訂方案并將在近期內宣布”。(《臺灣當局將開放民眾來大陸探親》,《人民日報》1987年8月26日。)10月14日,即秋交會開幕前一天,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有關方案同意開放臺灣居民到大陸探親。(《國民黨中常會已通過有關方案        同意開放臺灣居民到大陸探親》,《人民日報》1987年10月15日。)次日,臺灣當局有關部門宣布赴大陸探親的實施細則。(《臺灣當局宣布赴大陸探親實施細則》,《人民日報》1987年10月16日。)大陸方面迅速予以積極回應,國務院有關方面負責人發表談話表示:“對于臺灣同胞到大陸探親旅游,祖國政府和大陸人民一直十分關心。我們熱情歡迎將要來探親旅游的每一位臺胞,保證來去自由。我們將盡力提供方便,給予照顧?!保ā稓g迎臺灣當局開放臺胞到大陸探親 保證來去自由盡力提供方便和照顧》,《人民日報》1987年10月15日。)10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臺灣同胞來祖國大陸探親旅游接待辦法的通知》下發。(《接待臺胞來祖國大陸探親旅游 國務院辦公廳公布七條辦法》,《人民日報》1987年10月17日。)11月2日,臺灣紅十字會開始受理民眾赴大陸探親登記?!皳y計,紅十字會第一天辦妥登記手續的多達1334人。開放探親滿6個月時,申請赴大陸探親者達14萬余人,并有6萬多人已前往大陸探親”。(李松林:《晚年蔣經國》,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頁。)

  臺灣當局同意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之時,第62屆秋交會尚在進行中,“72名臺灣商人到會洽談貿易,其中臺灣本島14家公司的19位客商首次參加廣交會。從此,臺商參展廣交會逐浪高漲”(喻季欣:《逐夢世界——廣交會啟示錄》,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頁。),不斷有臺灣同胞在回鄉探親時“順訪”廣交會,還有的借探親之名、行參加廣交會之實。

  2.廣交會全面開展服務臺商的工作

  由于兩岸隔絕多年,加上臺灣當局歪曲宣傳的影響,很多臺灣同胞對大陸的情況知之甚少且心存誤解。臺商對廣州和廣交會不了解,住宿、交通、洽談都不知從何入手。針對這些情況,廣交會有關部門制定措施,為臺商服務的工作由此啟動。

  1987年11月臺灣當局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后,臺商參加廣交會的人數逐屆增加?!?988年春交會到會臺商414人”。(《廣東省志(1979—2000)》第33冊,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572頁。)1988年秋,“第64屆廣交會,到會臺商達1920人。為方便臺商開展貿易,廣交會從本屆起,專設臺灣同胞咨詢處”。(喻季欣:《逐夢世界——廣交會啟示錄》,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頁。)1989年2月,據報道,“臺灣至少有2000廠商擬前往參加一年一度的廣州春季交易會”?!坝胁簧倥_商向旅行社打聽出發日期。當地旅行業者已開始著手安排機位與旅館。由于交易會期間機票和旅館供不應求,參觀證有限,旅行業者已透過特殊渠道,安排一種5天4夜行程的‘臺胞團’,不包飲食,住中級賓館。由于收費不高,臺商報名者眾”。(《臺工商界呼吁開放對大陸投資 二千臺灣廠商表示要參加今春廣交會》,《人民日報》1989年2月27日。)“至1989年秋交會到會臺商達2624人。為促進海峽兩岸經濟發展,增進兩岸人民相互了解,1989年秋交會期間首次舉辦‘海峽兩岸經濟交流活動’,廣交會工作人員與55名臺灣經貿界人士舉行座談。1990年春交會臺商到會明顯增加,達4694人”。1990年,“經對外經濟貿易部批準,在廣州遠洋賓館正式設立廣交會第五接待辦公室(簡稱‘五辦’),由對外經濟貿易部對臺司、廣交會、廣東省臺辦、廣州市臺辦、遠洋賓館等單位人員組成,采取‘一站式’服務,為到會臺商提供方便,安排入住、辦證、進館等事宜。同年秋交會起,廣交會對臺灣客商的邀請發帖納入正規渠道,該屆應邀到會臺商達4065人,占參會來賓總數的近1/10,僅次于港澳地區,躍居第二位”。(《廣東省志(1979—2000)》第33冊,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第572頁。)

  1989年,一些關心兩岸的商務人士在香港登記注冊成立“海峽兩岸商務協調會”,由有臺灣民意代表身份的張平沼擔任會長。對此,大陸方面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專門成立“海峽兩岸經貿協調會”,兩個協調會簽訂合作協議,搭起兩岸交流的橋梁。1990年春,張平沼和兼任廣交會主任的廣東省省長葉選平有過深入交流,在葉選平的安排下,張平沼正式接觸廣交會,從此與廣交會結下不解之緣。1991年第70屆廣交會,張平沼親自率團參加,并與當時蒞會的外經貿部部長李嵐清、副部長吳儀等領導進行了會晤。(《親歷廣交會(1957—2006)》,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頁。)

  通過廣交會這個平臺,兩岸經貿往來加快發展。同時,廣交會也成為臺灣同胞了解和認識祖國大陸的窗口、兩岸同胞交流的平臺,為推動兩岸經貿交流、促進兩岸實現“三通”等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臺灣當局調整赴大陸參展政策

  臺商能夠參加廣交會,除臺灣當局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外,實際上還有一個適法的問題,經歷數年后才得以解決。對于臺商在大陸參展,臺灣當局最初是嚴令禁止的。因此,每到廣交會籌辦期間,臺灣當局往往被迫進行相關政策的討論或調整。

  1989年3月,臺灣當局表示,根據現行大陸政策,有關經貿拓展活動并未開放。因此,臺商不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參加大陸舉辦的任何商展。1990年初,臺灣當局關于臺商在大陸考察與參展的政策有所松動。3月,臺灣當局“決定放開臺灣地區廠商赴大陸進行考察及參加商展,主要目的在使臺灣地區廠商實地了解大陸經貿及市場的發展情況”。(《臺灣大陸經貿政策匯編(1987—1992)》,《參考消息》報社咨詢服務部1993年編印,第14、16頁。)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松動不適用于參加廣交會。1990年5月,臺灣當局有關部門公布了《廠商赴大陸參展作業注意事項》,規定:臺灣廠商參加在大陸舉辦的商展,須先向“國貿局”審核許可。其中,個別廠商參加大陸的商展應檢附下列文件:“1.出進口廠商登記卡。2.依法繳交稅款的證明文件。3.提出非由中共單獨主辦的證明,及檢附征(邀)展主辦單位的參展相關文件”。公會、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及專業性展覽公司組團參加大陸的商展,應檢附文件為:“1.主管機關核準設立的文件。2.提出非由中共單獨主辦的證明及檢附征(邀)展主辦單位的參展相關文件。3.參加廠商的名單(附各參展廠商的出進口廠商登記卡及依法繳交稅款的證明文件)”?!皣Q局”還規定了臺商在大陸參展的三項原則。直到1991年9月,臺商至大陸參加商展的禁令才被最終解除?!皣Q局”根據“大陸工作會議的結論,決定開放臺商到大陸參加商展,搶占大陸內銷市場”。(《臺灣大陸經貿政策匯編(1987—1992)》,《參考消息》報社咨詢服務部1993年編印,第27—28、60頁。)

  三、通過廣交會開展對臺經貿工作的經驗與啟示

  通過廣交會開展的對臺經貿工作,經歷了一個從間接貿易到直接貿易的漸進過程,其歷史經驗對當前推進兩岸經貿交流、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通過廣交會開展對臺經貿工作,是經過長期努力才得以實現的。改革開放前通過廣交會開展對臺經貿工作,是“配合和平解放臺灣工作”的需要。改革開放后廣交會邀請臺商參會,是為了加強兩岸貿易來往、增進感情,最終促進祖國和平統一。20世紀五六十年代,廣交會通過與在香港的臺灣辦莊和臺商進行業務聯系,間接開展對臺經貿工作。60年代末70年代初,主要是在僑商中開展對臺經貿工作。從1979年開始直接邀請臺商參會,主要側重在臺商中開展工作,謀求兩岸的直接貿易。

  實踐證明,這種從間接貿易到直接貿易的外圍突破漸進策略是正確和有效的。據華潤公司的統計,當時“全部香港工業投資估計有12億港元,80%為華人資金,其中多是在解放戰爭前后由國內逃港的”?!霸S多香港商人受到美蔣恐嚇”,不敢與內地做生意,“國民黨軍隊的殘余勢力在香港還很囂張”。因此,“開展對臺貿易,團結港澳廠商,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具有相輔相成的作用”。(吳學先:《紅色華潤》,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82頁。)臺灣當局通過一些親蔣僑團組織“觀光團”赴臺灣“觀光”,還拉攏廠商赴臺參加展覽會。(華南分局宣傳部:《蔣匪加強海外僑務工作情況(1952年11月30日)》,廣東省檔案館:204-3-16。)這說明,港澳華商是兩岸爭取的重要目標。

  爭取海外華僑也是開展對臺經貿工作的重要環節。臺商與港澳地區和海外聯系緊密。1978年以前,一些臺商以僑商或港商的身份參與了廣交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兩岸間接貿易的發展。改革開放后,港澳華商和海外僑商對于促進兩岸交流亦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1981年“葉九條”發表后,臺灣當局封鎖消息,一般民眾無法獲知這一重要信息,但華僑與臺灣聯系緊密,由于每年到日本旅游的臺胞有30多萬人,這就為開展宣傳創造了有利條件。據反映,國民黨在日本的“僑務委員”“國大代表”蔡福江曾私下說:“(這九條)如果不是紙上談兵,而真能兌現的話,倒是很值得考慮一下的”。美國華僑總會執行副會長謝喬遠在廣交會上說:“要實現祖國統一大業,首先要做好海外華僑和華僑團體的工作,并通過他們制造輿論,促使所在國政府為中國的統一做出有益的事”。(《華僑和外籍華裔商人對和平統一祖國問題的反映》,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辦公室:《秋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情況反映》第7期,1981年10月28日。)

  正如習近平指出的:“長期以來,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和海外僑胞關心支持祖國統一大業,作出了積極貢獻。希望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和海外僑胞一如既往,為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再立新功?!保暯剑骸稙閷崿F民族偉大復興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斗》,《人民日報》2019年1月13日。)

  開放兩岸經貿交流,也是臺灣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當時,臺灣地區因工資高漲、地價昂貴、臺幣升值,加上工人維權意識增強、環保品質提升及治安惡化等問題,許多廠商紛紛開始向外轉移。同胞情誼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大陸的優惠政策,加上擁有廉價勞動力、土地等優勢,大陸成為臺商對外投資的首選。從另一角度看,兩岸經貿關系的發展與臺灣地區主要的出口對象開始從美國轉移到祖國大陸的大趨勢是一致的。(何柳:《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對臺灣外貿關系的影響(1979—1989年)》,《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2期。)

  當前,祖國和平統一是海峽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經貿關系是兩岸關系行穩致遠的壓艙石?!皟砂锻献魅找鎻V泛、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彼此心靈更加契合,兩岸命運共同體成為日益生動的現實,為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深化兩岸融合發展進而邁向和平統一,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民意基礎”?!皣覐姶?、民族復興、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劉結一:《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人民日報》2019年12月12日。)

 ?。圩髡吆喗椋輾W陽湘,歷史學博士,研究員,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廣東黨建研究所,515500。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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