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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翠萍:“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與發展
發布時間: 2019-11-29    作者:孫翠萍    來源:國史網 201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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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回歸在中華民族發展進程中具有重要歷史意義。澳門回歸后,“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之中。澳門在落實“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在政制、經濟以及社會民生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國際知名度日益提升。澳門實踐“一國兩制”的歷程在不同階段各有側重。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一國兩制”在澳門實踐的主要特征是確立“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下的管治方式,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澳門基本法),穩步推進澳門政制、經濟與社會民生各項工作開展。在中共十八大之后,“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有了新的發展,更加強調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國家所需,澳門所長”,澳門與內地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一國兩制”下中央全面管治權在澳門的落實 

  “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耙粐迸c“兩制”是辯證統一的關系?!耙粐笔菍嵭小皟芍啤钡那疤岷突A,“兩制”從屬和派生于“一國”,并統一于“一國”之內。[1]澳門回歸后,中央政府依法對澳門行使管治權。 

 ?。ㄒ唬┙M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關 

  澳門回歸前夕,1998年4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2]籌備委員會包含各界人士,有著廣泛的代表性。5月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宣告成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出席成立大會并向籌委會全體委員頒發了任命書。[3]11月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具體產生辦法,推選委員會全部由澳門永久性居民組成,共200人。[4]1999年5月15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了何厚鏵為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5]5月20日,“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簽署國務院第264號令,任命何厚鏵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6]這些工作確保了中央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澳門特區)成立時即實施有效管治。澳門回歸后,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任命經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何厚鏵、崔世安、賀一誠為第二至第五任行政長官,任免了歷屆澳門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國家領導人還出席了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主要官員的就職典禮。 

 ?。ǘ┴撠煿芾戆拈T特區的防務 

  澳門基本法第14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防務?!保?]中央人民政府在澳門特區駐軍是履行防務的需要。1998年9月18日,國務院副總理、籌委會主任委員錢其琛在澳門特區籌備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致詞中指出:“根據我國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規定,在澳門回歸后,中央人民政府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派駐適量、精干的軍隊是必要的?!保?]1999年6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駐軍法》(以下簡稱澳門駐軍法)。[9]12月20日,“中國政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中央人民政府在澳門駐軍是中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維護祖國統一和安全、保衛國家領土的需要”。[10]駐澳部隊進駐澳門后,依照澳門基本法和澳門駐軍法,開始履行防務職責。 

  此后,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都曾視察過駐澳部隊。駐澳部隊依法履行防備和抵抗侵略、保衛澳門特區安全的職責,此外,他們還踴躍參加澳門社會公益活動,通過開辦澳門青年夏令營等活動,加強軍地互訪聯系,增進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展現了威武之師的良好形象。 

  (三)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職權 

  這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澳門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在澳門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做出增減決定。目前共有12部全國性法律列入澳門基本法附件三并在澳門實施。[?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提請審議 增加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國性法律的決定草案》,《人民日報》1999年12月2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國性法律的決定》,《人民日報》2017年11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印務局網,https://bo.io.gov.mo/bo/i/1999/leibasica/index_cn.asp#an3,2019年8月10日。]二是對澳門特區做出新的授權。例如,1999年12月18日,國務院決定:“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1999年12月20日起接收和負責核對原澳門政府的全部資產和債務,并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法律自主地進行管理”。[11]2009年6月27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表決通過決定:“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對設在珠海橫琴島的澳門大學新校區實施管轄,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與橫琴島其他區域實行隔離式管理”。[12]7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九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授權澳門特區政府依照法律簽發澳門特區電子護照和電子旅行證”。[13]2015年12月1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草案)》,明確澳門水域和陸地界線”?!案鶕碌摹吨腥A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草案)》,澳門特別行政區管理海域從澳門陸地向東、南方向劃定,面積為85平方公里”。[14]三是對澳門基本法做出解釋。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15]為根據澳門基本法第十八條和附件三的規定在澳門特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等提供了法律依據。2011年12月31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16]四是對澳門特區政制發展做出決定。2012年2月29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澳門特別行政區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17]五是對澳門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予以備案審查。此外,中央政府還行使管理與澳門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支持、指導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等職權。 

  “一國兩制”下澳門高度自治,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 

  在澳門回歸15周年之際,習近平曾指出:澳門回歸后,“中央全面管治權有效行使,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受到充分保障。廣大澳門同胞當家作主、依法享有廣泛自由和民主權利,澳門民主政制有序發展,經濟快速增長,居民生活持續改善,社會大局和諧穩定,各項事業全面進步,對外交往不斷擴大”。他還對澳門此后的發展提出了“四點希望”。[18]從澳門回歸15周年到澳門回歸20周年,“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在已有基礎上不斷發展。 

 ?。ㄒ唬┌拈T施政格局的確立與發展 

  澳門回歸后,澳門特區政府架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根據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是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設司、局、廳、處”;[7](p.23)澳門基本法第四章規定了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性質、職責范圍、任職條件等,規定了行政與立法、司法之間的關系,并在附件一和附件二中分別規定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7](pp.18~33,49~51) 

  澳門政制發展穩健有序,其公共行政改革是澳門政制發展的亮點。 

  1999~2009年是以何厚鏵為行政長官的第一屆、第二屆澳門特區政府的施政時期。在此期間,特區政府主要圍繞提高行政效率及提升服務水平等開展公共行政改革。在該階段,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主要措施有: 

  一是優化組織架構,制定相關法律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在機構設置上,特區政府按照澳門基本法的規定,于2001年設立警察總局和海關,設立民政總署,成立新的澳門基金會,原司法官培訓中心重組及更名為“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立法事務辦公室也由于工作性質的改變,原有部分職能改由法務局負責”,并易名為“國際法事務辦公室”。[19]澳門特區政府還進一步完善投訴機制,認真處理市民的投訴及意見。 

  二是推行“服務承諾”和“一站式服務”,推出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致力于提高政務服務水平。2002年,特區政府制作《“服務承諾”——基本要求》及《行動指南》等規范性文件。[20]2002年10月,特區政府法務局屬下的登記及公證部門推出“一站式”服務模式,以簡化現有的行政程序,給市民提供最大方便。[20](p.69)至2004年底,澳門特區“共有11個政府部門推出26項‘一站式’服務”。[21]2007年6月,特區政府公布《2007~2009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以下簡稱《路線圖》),“明確定出34項行政改革項目和38項法規項目”。[22]至2009年底,《路線圖》執行取得豐碩成果。根據《路線圖》執行的總結報告顯示,“在規劃的34個行政改革項目中,有33項已完成,另外1個項目亦已展開工作”,“在法改項目方面,在列出的38項中,政府已完成25項及已展開13項”。[23] 

  三是組織特區公務人員培訓,提升公務員素質。2001~2002年,特區政府與新加坡民事服務學院合作開辦《中、高級公務員管理發展課程》。特區政府還為全體公務人員設置了“公務員基本培訓課程”,至2002年底共開設239班,參與人數達7129人。[20](p.71) 

  四是肅貪倡廉、強化問責,促進特區政府廉潔高效運作。2007年,澳門特區廉政公署偵破重大貪腐案件——歐文龍案[?特區政府運輸公務司原司長歐文龍2006年12月被廉政公署拘捕,經終審法院初審后,被移送路環監獄羈押。2007年4月,廉政公署完成對相關案件的初步調查工作,正式將案件移送檢察院。8月1日,終審法院完成對歐文龍案的預審程序,11月5日,此案正式開審。2009年4月22日,終審法院裁定歐文龍觸犯濫用職權、受賄和清洗黑錢等24項罪名成立,綜合兩階段的判刑,裁定入獄28年6個月。參見《2010澳門年鑒》,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10年版,第19頁。],對強化廉政建設有重要意義。2009年8月,新修訂的《領導及主管人員通則的基本規定》及《公務人員職程制度》正式實施。12月,《對行政長官和政府主要官員離任的限制規定》正式實施。[23](p.120)這些制度與規范的實施,為強化澳門特區公務員管理、加強對澳門特區領導及主管人員的問責提供了制度化保障,具有積極意義。 

  2009~2019年是以崔世安為行政長官的第三屆、第四屆澳門特區政府的施政時期。在此階段,崔世安明確提出建立陽光政府的理念。崔世安在2010年施政報告中指出:“特區政府將強化廉政建設,以切合構建陽光政府的施政方向,繼續加強肅貪倡廉”,“將按照權責統一、依法有序、民主公開、客觀公正的原則,建立官員問責的體制”,并將“推行科學決策,打造陽光政府”作為特區政府施政的突破口。[24]在2011年施政報告中,崔世安進一步明確了構建陽光政府的主要內容。對于公務人員,“為了深化及鞏固官員問責制度,體現問責的精神,特區政府配備多項規范與措施”,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要官員通則及相關守則、《領導及主要人員行為準則——義務及違反義務時的責任》等規范性文件,以及已經實施的《政府組織綱要法》、《就職宣誓法》、《財產申報法律制度》、《關于訂定內部規范的法律制度》、《對行政長官和政府主要官員離任的限制規定》、《領導及主管人員通則的基本規定》等法律和《領導及主管人員通則的補充規定》行政法規”。[25]同時還強調構建公平、和諧的工作環境,著力制度化建設,適時調整和整合部門以及完善公共財政管理制度,新設發言人機制、政策研究室等。 

  2012年8月,澳門特區政府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澳門特區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修正案,對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正案予以備案后,[26]接著完成了本地相關工作,推動澳門政制發展邁出重要一步?!啊缎姓L官選舉法》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的修訂法案于2012年8月29日經立法會細則性審議通過,為2013年立法會選舉和2014年行政長官選舉提供法律基礎”。[27]崔世安在第四任行政長官任期內提出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實現社會善治的主張,強調落實精兵簡政是特區政府施政的重點,“制訂《2015年~2019年澳門特區電子政務整體規劃》”,[28]設立公務人員投訴管理機制,推進領導官員績效評核工作,成立“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委員會,開展公共行政架構重整,規范行政、政治、法律、道德四大問責規定,健全問責的配套制度,設立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研究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互派公務人員交流學習,推動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整體來看,何厚鏵任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的兩個任期內做了諸多基礎性工作,該階段是澳門特區政制奠基和擘畫的初期。崔世安任行政長官的兩個任期的施政則在既有基礎上根據國家整體發展大局的需要,根據落實澳門基本法的需要以及澳門政制發展的需要進行深化和調整。2018年12月17日,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來京述職的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表示“中央對崔世安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29] 

  2019年8月25日,賀一誠當選為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人選。[30]9月4日,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三次全體會議,依法任命賀一誠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31]澳門特區新一任行政長官的產生為推動澳門繼續向“優化民生、多元發展”的目標邁進,把“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繼續推向前進創造了條件。 

  (二)澳門經濟民生的發展與成就 

  回歸以后,澳門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的指導下,不論在經濟發展還是民生就業等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際知名度日益提升。 

  澳門經濟規模不大,但外向度高,是中國兩個貿易自由港之一,具有單獨關稅區地位,與國際經濟聯系密切,更與歐盟及葡語國家有著傳統和特殊的聯系。澳門回歸后,經濟快速發展,本地生產總值及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都有了顯著增長。2018年本地生產總值為4403.16億澳門元,是2001年本地生產總值547.18億澳門元的8倍有余。[?根據《本地生產總值及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https://www.dsec.gov.mo/PredefinedReport.aspx?ReportID=32&Lang=zh-CN,2019年8月23日)中相關數據計算得出。] 

  回歸后,澳門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區域經濟中的戰略地位大大提升。根據世界銀行2018年發布的全球人均GDP排名,澳門位居世界第二。[32]澳門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就是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貫徹落實基本法以及澳門同胞的共同努力分不開的。 

  回歸后澳門的經濟發展道路并非一帆風順,其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是迎接挑戰、創新發展的結果?;貧w初期,澳門經濟延續了回歸之前的頹勢,在谷底徘徊。澳門特區政府在施政初期提出了“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的方針,此后經2002年博彩專營權的放開以及2003年“非典”后內地部分省市對澳門開放“個人游”等措施之后,澳門經濟開始起飛。 

  2004年5月18日,“獲準以‘轉批給’方式經營幸運博彩業的美資公司——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金沙娛樂場正式開業,標志著澳門的幸運博彩業進入了實質開放階段”。[21](p.46)為促進經濟平穩增長和經濟結構適度多元化,特區政府注重加強扶助中小企業發展,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經2008年、2014年的兩次短暫調整,特區經濟恢復同比正增長,2018年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為666893澳門元。[33]崔世安在2019年施政報告中指出:“目前,澳門經濟持續向好,失業率維持低水平,公共財政穩健,民生獲得改善,整體社會將保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34] 

  澳門特區政府堅持澳門基本法確定的量入為出原則,實施穩健的財政金融政策?!敖刂?018年9月底,特區財政儲備中的基本儲備為1,475億元,超額儲備為3,670億元。2017年財政年度的預算結余為404億元,待完成有關結算程序后,超額儲備總額將達4,074億元,即財政儲備總額5,549億元,外匯儲備1,548億元”。[34](pp.7~8) 

  在財政盈余逐年增加的情況下,特區政府根據“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施政理念,堅持以民為本,重視改善民生福利。為聚焦民生改善,特區政府堅持以多點支撐、多重覆蓋為原則,以短期、中期、長期政策結合為基礎,鞏固社會保障安全網。 

  特區政府實施改善民生的具體措施主要有:一是完善雙層社保體系,充實多元惠民措施?!啊斗菑娭菩灾醒牍e金制度》正式實施,標志著雙層式社會保障制度踏入新里程”。在2019年施政報告中,崔世安提出:“根據相關調整機制評估,建議2019年1月調升最低維生指數為4,230元。建議繼續向受益家庭多發放一份全數經濟援助金;向三類弱勢家庭發放特別補助;透過‘社會融合計劃’發放特別生活津貼”;“繼續實施社屋住戶豁免租金,向符合資格的社屋輪候家團發放臨時住屋津貼”?!敖ㄗh明年[?指2019年,下同。]普通殘疾津貼調升至每年9,000元,特別殘疾津貼調升至每年18,000元”;“對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學生,繼續按學年發放‘學費援助’”;“繼續對合資格全職低收入受雇人士每月補貼至5,000元”;“建議明年養老金調升至3,630元,敬老金維持9,000元”;“建議2019年繼續實行現金分享措施”;“延續每學年發放‘書簿津貼’”;“繼續向在廣東省就讀非高等教育的澳門學生提供學費津貼”;“繼續第三階段‘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繼續向每名澳門永久性居民派發600元的醫療券”;“落實優生多育政策,繼續調升社會保障基金的出生津貼至5,260元”;等等。[34](pp.10,11)二是合理利用土地資源,加快建設宜居城市。三是推進教育全面發展,實施多元人才培養規劃。2018年澳門就業人口中有36.4%具有高等教育學歷,而2001年這一數據僅為13.1%。[35]四是從戰略高度規劃未來,統籌深化青年工作。五是落實健康城市,推動美滿家庭建設。 

  澳門回歸20年來,在政制穩健有序發展的保障下,經濟獲得了很大發展,人均GDP躍居世界第二位,社會民生福祉大大提升,形成了“良政善治”的“一國兩制”在澳門的管治經驗。 

  中央支持澳門特區發展、支持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中央始終高度重視澳門特區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澳門特區政府也嚴格落實澳門基本法,根據“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發揮自身作用,融入國家發展戰略。2018年11月12日,習近平在會見港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指出:“40年改革開放,港澳同胞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港澳同胞同內地人民一樣,都是國家改革開放偉大奇跡的創造者。國家改革開放的歷程就是香港、澳門同內地優勢互補、一起發展的歷程,是港澳同胞和祖國人民同心協力、一起打拼的歷程,也是香港、澳門日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享祖國繁榮富強偉大榮光的歷程?!保?6]講話高度概括了內地和港澳發展同命運共繁榮的時代特征。中央支持澳門特區的發展和中央對澳門特區的全面管治權是密不可分的。中央根據內地和澳門發展實際,采取多方面措施支持澳門特區的發展。 

  (一)支持澳門特區應對“非典”、國際金融危機等挑戰,確保對澳門基本生活物資的安全穩定供應 

  2003年受“非典”肆虐的影響,“澳門入境旅客數目急跌26%;從而給旅游博彩業、飲食業及相關行業帶來沉重打擊”,并引發2003年第二季度的經濟下滑,跌幅達1.7%。這時“中央政府適時推出自由行政策”,澳門經濟迅速回升,第三季度本地生產總值增長了24.7%。[37]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作為澳門經濟支柱產業的博彩業從發展高峰期轉入了調整期,澳門經濟發展速度逐漸減緩。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國際金融危機對澳門的影響,強調“會不遺余力支持澳門克服困難,保持經濟穩定發展”。[38] 

  內地還向澳門提供水、天然氣、電、農副產品等基本生活物資和所需能源,確保澳門同胞能夠安居樂業?!鞍拈T是淡水奇缺的地方,珠海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向澳門供水”。[39]2006年,“為使澳門人不受咸潮影響正常吃水,水利部對澳門供水問題制定了近期、中期、遠期方案,從根本上解決澳門人吃水問題”。[40]2013年1月,中海油供澳門天然氣管道正式開工建設,“該管道將在未來20年里向澳門輸送天然氣”。[41]根據2013年底的統計,珠海電網對澳門供電“從1984年的0.47億千瓦時,到2013年前11個月的37.8億千瓦時,供電量30年激增84倍,占到澳門社會用電量近九成,成為澳門主供電源”。[42]2017年澳門“天鴿”臺風災害過后,“商務部高度關注災后內地對澳門鮮活農副產品供應工作,及時與澳門特區政府取得聯系,并對內地經營公司進行了工作部署,啟動應急預案,確保澳門市場鮮活農副產品穩定供應”。[43] 

  (二)支持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支持澳門參與“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 

  2003年10月17日,商務部副部長安民和澳門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譚伯源簽署了《內地與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這是內地與澳門經貿發展新的起點和里程碑。[44]2004~2013年,內地與澳門先后簽署了10份《內地與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補充協議,主要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貿易投資便利化三方面內容。[45]2009年1月,國家發改委公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46]2011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首次將港澳發展內容單獨成章,提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游休閑中心,加快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47]2015年11月28日,《〈內地與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服務貿易協議》在澳門簽署,“內地與澳門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48] 

  2018年11月12日,習近平在會見港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強調指出:“對香港、澳門來說,‘一國兩制’是最大的優勢,國家改革開放是最大的舞臺,共建‘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是新的重大機遇。我們要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香港、澳門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定位,支持香港、澳門抓住機遇,培育新優勢,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展,作出新貢獻?!保?9]崔世安在施政報告中就2019年施政重點指出:澳門特區“以‘夯實優勢基礎,迎新發展時代’為重點工作方向,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34](p.167)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作為。澳門特區政府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澳門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中的定位,充分認識到“國家‘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對澳門的既有定位是‘一個中心’、‘一個平臺’”,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全面參與國家深化改革開放的戰略部署。[50] 

  (三)支持澳門特區與內地跨境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員、貨物通關便利化,支持澳門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建立多方面的交流合作 

  2018年10月23日,習近平宣布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港珠澳大橋“打通了粵港澳大灣區道路交通網,為大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樹立了典范”。[51]同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該辦法自2018年9月1日起施行。[52]《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的正式實施,便利了澳門居民在內地學習、創業、就業和生活。在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合作,拓展實現“一程多站”旅游模式[50](p.221)、跨境養老、醫療、社會福利、社會援助等方面,內地有關城市也和澳門特區進行互動對接和互利共享,建立交流合作機制。與此同時,內地與澳門互相支持、互相扶助,人文交流活動也不斷增多。 

  綜上所述,澳門回歸20年來,“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內容豐富、成果顯著、發展向好?!耙粐迸c“兩制”的辯證統一關系在澳門實踐過程中主要體現為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良性互動?!耙粐鴥芍啤痹诎拈T的成功實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成就的。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澳門能夠繁榮發展的強大動力,同時也與澳門特區依法施政、嚴格貫徹落實澳門基本法是分不開的。2009年1月5日,澳門立法會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法》,[23](p.17)填補了澳門回歸后在維護國家安全法律方面的空白。而澳門穩健發展的政治體制為澳門經濟、社會民生的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澳門經濟尤其博彩業的利好為支撐澳門特區推行陽光政府、“以民為本”、“科學施政”的“良政善治”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良性互動共同成就了“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 

  在2019年施政報告中,崔世安提出要從戰略高度謀劃未來,統籌深化青年工作。[34](p.15)青年關系到國家的未來,而青年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愛國意識要從小培養,才能根深蒂固。2019年5月31日,習近平回信勉勵澳門少年兒童,希望同學們“傳承好愛國愛澳優良傳統,珍惜時光,刻苦學習,健康成長,長大后為建設澳門、振興中華多作貢獻”。[53]回信既體現了中央領導人對澳門青少年的殷切期望,也提出了要求與囑托。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在“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戰略定位下,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中,在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賀一誠的帶領下,澳門揚長避短、抓住機遇、乘勢而為,未來會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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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人民日報》2014年6月11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1998年卷)》,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179頁。 

 ?。?]范麗青等:《回歸祖國的工作進入實質性階段 澳門特區籌委會在京成立?李鵬委員長向籌委會全體委員頒發任命書》,《人民日報》1998年5月6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具體產生辦法(1998年11月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人民日報》1998年11月8日。 

 ?。?]王榮久等:《澳門特區第一屆政府推委會舉行第三次全會 澳門特區首任行政長官人選產生?何厚鏵當選?將由籌委會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人民日報》1999年5月16日。 

 ?。?]王榮久:《何厚鏵赴京接受任命》,《人民日報》1999年5月24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9頁。 

 ?。?]范麗青、姚曉娜:《澳門特區籌委會三次全會開幕?錢其琛在致詞中指出,澳門回歸后,中央人民政府在澳門特區派駐適量精干的軍隊是必要的》,《人民日報》1998年9月19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駐軍法(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人民日報》1999年6月30日。 

 ?。?0]《回歸以后中央政府為什么要在澳門駐軍?》,《人民日報》1999年4月27日。 

 ?。?1]《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于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接收原澳門政府資產的決定〉》,《人民日報》1999年12月19日。 

 ?。?2]魏蒙:《澳大新校區用地移交澳門特區政府》,《人民日報》2009年9月15日。 

 ?。?3]《外交部就澳門特別行政區電子護照電子旅行證發布公告》,《人民日報》2009年7月2日。 

 ?。?4]趙博:《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就中央人民政府明確澳門特區水域和陸地界線發表談話》,《人民日報》2015年12月17日。 

 ?。?5]《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國籍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人民日報》1998年12月30日。 

 ?。?6]《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人民日報》2012年1月1日。 

 ?。?7]毛磊:《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在京閉幕》,《人民日報》2012年3月1日。 

 ?。?8]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2014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2014年12月21日。 

 ?。?9]《2002澳門年鑒》,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02年版,第64頁。 

 ?。?0]《2003澳門年鑒》,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03年版,第70頁。 

 ?。?1]《2005澳門年鑒》,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05年版,第36頁。 

 ?。?2]《2008澳門年鑒》,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08年版,第61頁。 

 ?。?3]《2010澳門年鑒》,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10年版,第59頁。 

 ?。?4]《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第21、27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印務局網,https://images.io.gov.mo/cn/lag/lag2010_cn.pdf,2019年6月16日。 

 ?。?5]《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〇一一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第27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印務局網,https://images.io.gov.mo/cn/lag/lag2011_cn.pdf,2019年6月16日。 

 ?。?6]傅旭:《澳門特區“兩個產生辦法”修正案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或備案》,《人民日報》2012年6月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批準〈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的決定(2012年6月30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人民日報》2012年7月1日。 

 ?。?7]《2013澳門年鑒》,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13年版,第59頁。 

 ?。?8]《2016澳門年鑒》,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16年版,第15頁。 

 ?。?9]趙博、謝環馳:《習近平會見來京述職的崔世安》,《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8日。 

 ?。?0]《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就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結果發表談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網,http://www.hmo.gov.cn/xwzx/zwyw/201908/t20190825_21161.html,2019年9月4日。 

 ?。?1]《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三次全體會議?決定任命賀一誠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韓正等出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網,http://www.hmo.gov.cn/xwzx/zwyw/201909/t20190905_21192.html,2019年9月5日。 

 ?。?2]柳智毅:《澳門回歸20年經濟民生發展的回顧與前瞻》,《港澳研究》2019年第1期。 

 ?。?3]《本地生產總值及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https://www.dsec.gov.mo/PredefinedReport.aspx?ReportID=32&Lang=zh-CN,2019年8月23日。 

 ?。?4]《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〇一九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第7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印務局網,https://images.io.gov.mo/cn/lag/lag2019_cn.pdf,2019年6月17日。 

 ?。?5]《2019澳門年鑒》,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19年版,第170頁;《2002澳門年鑒》,第191頁。 

 ?。?6]李昌禹、王曄:《在國家改革開放中實現香港澳門更好發展?共同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篇章》,《人民日報》2018年11月13日。 

 ?。?7]《2004澳門年鑒》,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04年版,第29頁。 

 ?。?8]李凱:《溫家寶分別會見曾蔭權何厚鏵》,《人民日報》2008年12月20日。 

 ?。?9]新華社:《珠海市對澳門擴大供水工程落成》,《人民日報》1979年11月13日。 

 ?。?0]傅旭、孫立極:《風雨兼程 十年輝煌——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紀實》,《人民日報》2009年12月16日。 

 ?。?1]陳仁澤:《內地全力保障港澳水電氣供應》,《人民日報》2013年1月30日。 

 ?。?2]羅艾樺:《珠海對澳門安全可靠供電30年》,《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3日。 

 ?。?3]王珂:《確保澳門災后農副產品供應》,《人民日報》2017年8月25日。 

 ?。?4]房寧:《〈安排〉將對澳門未來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人民日報》2003年10月18日。 

 ?。?5]《2014澳門年鑒》,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14年版,第151頁。 

 ?。?6]李左舟、左婭:《升級珠三角》,《人民日報》2009年1月9日。 

 ?。?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人民日報》2011年3月17日。 

 ?。?8]劉暢:《內地與澳門將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人民日報》2015年11月29日。 

 ?。?9]習近平:《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的講話(2018年11月12日)》,《人民日報》2018年11月13日。 

 ?。?0]《2019澳門年鑒》,第69頁。 

 ?。?1]呂小煒、鞠鵬:《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人民日報》2018年10月24日;劉歡等:《著眼發展大局,共享時代榮光》,《人民日報》2019年2月22日。 

 ?。?2]《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人民日報》2018年8月20日。 

 ?。?3]《習近平回信勉勵澳門少年兒童?祝全國小朋友們“六一”國際兒童節快樂》,《人民日報》2019年6月2日。 

  [作者簡介]孫翠萍,歷史學博士,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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